2015年11月29日星期日

12歲流浪兒多次離開助養傢庭難住公益組織

12歲流浪兒多次離開助養傢庭難住公益組織


2月10日,12歲的小鵬(化名)與記者見面述說心事。本報記者 韓萌 攝
兩年間走遍40多個地方,曾8次從光愛學校出走,多次離開助養傢庭,公益組織希望各界出謀劃策
昨天,是學生開學的日子。可12歲的小鵬(化名)卻仍在北京街頭流浪。
近日,小鵬找到本報,希望有傢庭能收養他。
但經記者瞭解,他有監護人,也曾得到北京光愛學校和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的幫助和收留,但他像一匹脫韁的小野馬,多次離開助養傢庭和學校。
在光愛學校,石青華校長為小鵬專門請瞭心理老師,兒慈會也為他安排瞭心理疏導,但每次都因他的出走無疾而終。
石青華校長認為,小鵬需要進行心理治療和行為上的限制,即使有傢庭能收養小鵬,恐怕小鵬在收養傢庭也待不長久。
小鵬的實際監護人是其大姨夫婦,兒慈會工作人員董福廣說,根據目前法律,小鵬應遣送回原籍,由其監護人照顧。但事實上,大姨夫婦無力照顧小鵬,小鵬也不願回大姨傢。他的情況也符合我國《收養法》第四條的規定,屬於可以被收養的對象。
光愛學校和兒慈會希望社會各界能出謀劃策,找到一個好辦法幫助這個孩子,在他18歲之前,能像普通孩子一樣,健康成長。
■ 人物
飄在路上的孩子
“再這樣下去,我就毀瞭,我還小,我不應該這樣生活。”小鵬側坐在桌前,低眉順眼地摳著手指頭,聲音小小的,不與人對視。
這個單薄的12歲男孩,讓第一次接觸他的人感到心疼。
2010年5月,從湖南衡陽老傢出走,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他走遍瞭全國40多個城市,最南到過海口,最北到過哈爾濱。
上周五,他撥通報社熱線,希望媒體給他找個傢,他說他想上學,他想有個傢。事實上,這不是他第一次求助媒體,也不是第一次傾訴他的願望。
他,就像一隻沒有帆的小船,早早地駛進社會裡,卻回不瞭岸。
流浪全國40多個城市
這是個長相俊秀的孩子,眼睛又黑又亮,鼻子小巧挺直,牙齒白白的。穿著還算齊整,短款的黑色波司登羽絨服、幹凈的白色運動鞋。
“我累瞭,我不應該這麼早就進入社會,想過安穩的生活,我想上學,你能幫我找個傢嗎?”
小鵬出生在湖南省衡陽縣石市鄉醒獅村,8個月大時,父親拋下他們母子倆走瞭,母親變瘋,由外公外婆把他送到大姨傢撫養。
2009年,外公外婆去世,大姨父摔壞瞭腳,沒有經濟能力照顧他,大姨和大姨父常因為他吵架,上到小學五年級的他輟學瞭。
“也沒什麼原因,我覺得挺沒意思的,沒人關心我,就走瞭。”到瞭火車站,小鵬混進火車站,混上火車。至今,40多個城市留下他的足跡。
兜裡沒錢,就試著向旅客乞討,小鵬有一套自己的“乞討經”。
小鵬會與旅客“交流”,說他的經歷,談他的未來規劃,最多時,有人給過200元。
他的話得到他的大姨徐菊香的證實,徐菊香說,隔三岔五小鵬就會打電話回去,告訴她又到哪瞭,“我讓他回來也不聽,我也管不瞭他,隻要不出事,就隨他吧。”
小鵬所在村的村支書周書記也說,早就聽說這個孩子在外面跑,但沒人管。
隱藏多次出走的實情
他晚上過夜隻在火車站、醫院、肯德基、麥當勞,“這些地方24小時都有人,安全,睡著瞭沒危險。”
他也嘗試過打工,就在幾天前,他還在一傢火鍋店洗碗,但幹瞭十幾天就被辭瞭,老板擔心他的年齡給店裡惹麻煩。
最好的時光是2009年前,每天隻是上學,不愁吃喝。
流浪後最好的時光是在石傢莊,瑜伽教練王波(化名)短暫收留他的日子。
“陪我騎車到郊區,帶我去遊泳,給我過生日。”
小鵬想一直生活在王波的傢裡,卻被拒絕瞭。
王波說,沒有能力收留這麼大的孩子,但又不忍心把他推出去,聯系瞭福利院,想到周末就去看他。
但在福利院隻待瞭兩天,小鵬就跑回來,“他說就想和我在一起。”王波說:“也許是我比較縱容他,這個孩子玩性很大,我也有耐性,就是玩到半夜,我也陪著。”
被“拒絕”後,小鵬跑到北京。據王波說,小鵬在北京期間,曾被一傢公益組織送到專門收留流浪兒、孤兒、貧困兒童的光愛學校,但多次從學校出走。
但這段歷史小鵬沒有向記者提起。
八次從光愛學校出走
當記者提起小鵬時,“又找你們瞭?你們千萬別給他找收留傢庭,讓他回學校。”光愛學校校長石青華如是說。
2011年6月,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的工作人員打電話給石校長,說有一個流浪孩子,希望找個安穩的地方生活。
小鵬被送來,石青華很快發現這孩子身上有很多問題,孤僻、有主見、不合群……
石青華專門找來心理老師疏導他,並單獨安排瞭一臺電腦,讓他寫流浪日記,舒緩他的壓力。
但不等辦法見效,小鵬就跑瞭,前前後後出走8次,最長不超過半個月就沒影瞭。
為什麼隱瞞?
小鵬說是害怕記者不會再幫他尋找收留傢庭。
他說石校長對他很好,常打電話勸他回去,學校裡吃得好,住得也好,“但那地方不適合我,那裡不應該是我待的地方。”
不是第一次尋求收留
兒慈會工作人員董福廣說,這不是小鵬第一次尋求收留。
2011年4月,小鵬流浪到廈門時,曾撥打當地媒體熱線,提出想安頓下來,想到學校讀書。
報道出來後,廈門多個傢庭都有意幫助他,其中在學校任職的李姓夫婦暫時收留瞭他,並安排到學校讀書。
中央電視臺《熱線12》節目瞭解後,也趕赴廈門希望幫小鵬找到收養傢庭。
小鵬記下央視記者的電話,隨後,與李老師一傢不辭而別,北上“投奔”央視記者。
面對從天而降的小鵬,央視記者聯系瞭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的董福廣,通過公益組織幫助小鵬。
小鵬要求董福廣給他找個收養傢庭,而不是光愛學校這樣的地方。
每次從光愛學校出走,小鵬都會給董福廣打電話,有時甚至威脅:“你們打著偽慈善的旗子,卻不管我,再不管的話,我就打市長熱線。”
而在光愛學校,一次關愛活動中,小鵬主動到一位公司老總面前,述說自己的經歷,希望能得到收養。
這位公司老總被打動瞭,給他安排瞭費用不菲的貴族學校,在傢裡準備瞭單獨的房間,但不到一個月就把小鵬送瞭回來。
公司老總向石校長吐苦水:“我實在是管不瞭這個孩子,連著幾天不回傢也不打招呼,也不好好讀書。”
在向記者保證會回光愛學校後,石校長專門派學生去接他,但當晚小鵬又失約瞭。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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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傢駐京辦餐廳暗訪:每桌1萬8茅臺白酒銷量最大

10傢駐京辦餐廳暗訪:每桌1萬8茅臺白酒銷量最大


[導讀]日前,記者暗訪甘肅、福建等10餘傢省級駐京辦餐廳,大多3日內餐廳的包間和宴會廳都已預訂一空。由於駐京辦餐廳更具私密性,接待的大多是政府官員。今年很多企業的商務宴請也選在這裡。
甘肅駐京辦飛天大廈餐廳,一傢企業聚餐後,領導餐桌上的菜很多都沒有動,浪費嚴重。
河北駐京辦餐廳訂餐人員提供的菜單。
去年年底,中央出臺“八項規定”、“六項禁令”,其中要求“厲行勤儉節約”、“嚴禁超標準接待”。
日前,記者暗訪甘肅、福建、河北、河南、內蒙古、四川等10餘傢省級駐京辦餐廳,大多均被告知,至少3日內餐廳的包間和宴會廳都已預訂一空,“主要都是國企和政府部門的公務接待和年會”。多傢駐京辦餐廳負責人表示,由於駐京辦餐廳更具私密性,接待的大多是政府官員,“與往年不同,受‘厲行節儉’政策影響,今年很多企業的商務宴請也選在這裡。”
“一周內都預訂不到包間和宴會廳,都滿瞭。”1月24日,記者以訂餐名義咨詢時,甘肅省駐京辦飛天大廈餐廳工作人員答復,近期宴會廳預訂一直處於爆滿狀態,“都是大型接待,得等到1月31日才有空位。”
四川駐京辦的貢院蜀樓人員告知,包間則要等到2月2日才有空位。
現場
請領導 喝茅臺抽真龍
昨晚6時30分許,廣西大廈3層,一場工作會議後的聚餐即將開始。
“大廳裡擺瞭12桌,都被一傢事業單位包瞭。”餐廳領班稱,“今天是138元/位的自助餐,明天這傢單位還在我們這聚餐,自助改成點菜,用餐標準5000元每桌。”
“今天他們還開瞭一個包間。”該領班說,“客人說請來瞭一位高級別領導。”
記者要來這間包間的消費菜單。“客人選的是我們酒店8000元每桌(10人桌)的套餐標準,折合每位800元。”餐廳領班介紹,當晚這間包間內有5名客人,菜品消費總計4000元。
“至於酒水,我們在桌上放瞭單價2180元每瓶的茅臺,及每瓶1080元的廣西特色白酒丹泉,客人可自行選擇。”領班說,該包間客人點的香煙是每包108元的軟中華和每包150元的真龍。
安全
進包間 須服務員引導
1月24日中午,位於朝陽區安貞西裡的福建大廈三樓中餐廳,工作人員稱他也聽說中央要求“厲行勤儉節約”,但餐廳生意並未受到影響,“至少我們這兒,政府人員接待標準沒發生變化。”
“在我們飯店宴請,能保證私密性和安全性。”江蘇大廈餐廳客戶經理說,“現在上面查得嚴,很多公務接待和宴請不敢去知名的大飯店、賓館,而會所、駐京辦餐廳成首選。”
這名經理稱,江蘇大廈內除二樓的自助餐區外,三至五層的包間均須在服務員的引導下,報出包間名稱或訂房者姓名才可進入,“每個包間都是固定的服務人員”。
“五樓還有一個包間,整層樓隻有這一個,是高級別領導待遇的房間,不隨便對外開放。”他說,與往年的公務宴請不同,近期來負責預訂包間的單位工作人員大多都隻是留個姓名和電話,不再告知單位名稱和職務等信息。
菜品
“8000元/桌才像樣”
“餐標最低一桌2000元。”福建大廈中餐廳的工作人員稱,這個標準隻適用於年會等團體餐,“請領導吃飯至少要達到500元一位的餐標”。
他指向菜單中包含“正宗佛跳墻”、“蟲草花斑魚”等十餘道菜品在列的餐標。“我們餐廳的包間主要以接待領導為主。”他說,幾日前,飯店曾做過1450元一位的餐標,“菜品裡有七八兩的龍蝦、海參等。”
“你要是想正兒八經辦事的話,幾百塊一位的菜太一般,800元一位的基本才像個樣。”江蘇大廈餐廳客戶經理詢問宴請性質後,給出瞭自己的參考意見。
他稱,根據宴請客人的級別來定標準,如果以10人桌計算,不含酒水費,一般幹部的宴請需要8000多元,“高級別的領導,怎麼也得過萬元。”
每桌宴請3000元起步,5000元標準,8000元像樣,上不封頂,記者走訪發現,這樣的宴請標準也同樣是多傢駐京辦餐廳的慣例。
酒水
茅臺是銷量最大的白酒
河北駐京辦餐廳一名服務部部長提供的菜單顯示,一份除“賽汗吉祥佛跳墻”、“清蒸東星斑”外均為普通食材,總計6道涼菜、9道熱菜、1湯的套餐,標價為1280元每人。
“這樣的餐標時常被客人選中,多是公務接待。”餐廳工作人員稱。
多傢駐京辦餐廳稱,茅臺是銷量最大的白酒。“客人們就認茅臺”,海南大廈餐廳的一名大堂經理說,“我們這15年的茅臺至少一萬八一瓶,普通的飛天茅臺3380元一瓶”。
這名大堂經理稱,通常情況下,一桌至少能喝掉兩瓶,還要再點些紅酒,“(紅酒)沒必要點太好的,五六百的就行。拉菲也有,四級5400多一瓶”。
“若是按每桌菜品5000元的標準,酒水至少還得再消費2000元以上”,他推薦瞭一瓶“便宜”白酒,52°“國窖1573”,標價每瓶1780元。
變化
避風頭不去五星飯店
廣西大廈負責宴席預訂人員稱,往年年前一個月,餐廳的宴請預訂就已滿瞭,“今年上面政策嚴,這星期才熱鬧起來”。今年有個變化,往年國企和政府單位的年會喜歡包一個幾百平米的大宴會廳。今年則“很低調”,“改為一個科室單獨來吃飯,預訂的大多是包間,檔次更高瞭。”
除駐京辦餐廳外,一些大飯店的生意也並未減少。
以宮廷菜聞名的五星級飯店京倫飯店,宴會廳的負責人稱,今年預訂的年會宴席並未比往年減少,且多是在每桌4000元到5000元的標準。在今年訂的年會宴席中,“企業和政府部門各占一半。”
位於雙井的富力宮酒傢,主打粵菜。值班經理告訴記者,今年預訂的年會和前兩年一樣火,茅臺銷量依舊,“一傢商會訂1月31號的在這裡,6600元一桌,這裡辦年會的一桌六千七千的很多。”
值班經理表示,有的單位為瞭避風頭特意把年會宴請等改到這裡,“有的原來訂在萬豪的,改來我們這裡辦。因為我們不是五星飯店,目標小,但是菜品你放心絕對是五星飯店的水平。”
18000元/桌
涼菜:鹵拼,夫妻肺片,椒麻螺片,桃仁,小絲瓜,涼粉/位
熱菜:老鴨湯/位,龍蝦刺身,紅燒佛跳墻/位,清蒸東興斑,紹字遼參/位,辣子鮑魚,回鍋肉,毛血旺,三蒸羊肚菌,豌豆尖,開水白菜湯/位
魚翅撈飯,五谷豐登,糍粑/位,果盤/位
(註:四川駐京辦(建內貢院西街)訂餐部人員提供的菜單)
■ 探訪 企業年會聚餐 領導席浪費多
除瞭接待標準高外,浪費也是不少駐京辦餐廳、大飯店存在的問題。
“2580元/桌是最低標準”
1月25日下午4時許,甘肅駐京辦餐廳所在地飛天大廈宴會廳,一傢企業正在舉辦年會。晚上7時,服務員開始陸續給各個餐桌上菜。
該餐廳的訂餐部負責人向記者介紹,該企業宴會廳場租費6000元,音響設備3000元,預訂的就餐標準為2580元/桌,“這是宴會廳消費的最低標準”。
“我們這也有血燕、有遼參,也可以做佛跳墻。”該負責人透露,雖然餐廳的特色是蘭州拉面,但由於政府接待比較多,酒店預備瞭很多高檔次的菜肴,“高檔次菜肴最好按位上。”
記者在菜單上看到,一份血燕價格在500元左右,“血燕均是按位上菜,一桌血燕消費差不多在5000元以上”。菜單上除血燕外,還有不少按位上菜的菜品,價格從100元到500元不等。
“招待領導時,浪費更普遍”
當晚9時10分許,記者再次來到宴會廳,企業員工均離開,服務員開始收拾餐具。
記者留意到,大部分餐桌上的菜品均未吃完,一桌十幾個菜,部分菜品幾乎沒有動過。浪費最嚴重的是1號和2號桌,這兩桌的菜品比其他桌更豐盛,但大部分菜品中找不到動過的痕跡。
該公司《2012年年會指引手冊》入座指引顯示,兩桌為來賓及領導就座。
“吃不完就倒掉唄,再貴也是剩菜。”對於昂貴的菜品吃不完如何處理,該餐廳一名服務員表示,通常的方式都是倒掉,“招待領導時,浪費情況更普遍”。
餐飲業發倡議 “半份菜”難推行
前日,北京市商務委、市餐飲行業協會、北京烹飪協會、北京西餐協會對外發佈《餐飲業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倡議書》,推出多項反浪費措施,逐步向消費者提供“半份菜”、“小份菜”、“熱菜拼盤”、免費打包,鼓勵把沒吃完的剩菜打包帶走。
全聚德、便宜坊、東來順、眉州東坡、湘鄂情、旺順閣和漢拿山等,首批響應《倡議書》的餐飲企業,涉及749傢門店。
記者探訪,魏公村路的漢拿山門店,詢問可否點半份菜或拼盤,服務人員稱“並沒有這項活動”,針對記者提出的《倡議書》,服務員解釋這傢餐廳是Mini店,和正常的大店不同,大店所有的活動他們都不參與;而附近的眉州東坡酒樓同樣也稱對此不知情,“沒有開始這樣的活動,總部還沒有給通知。”
■ 講述
聚餐變成自助 喝酒改為喝茶
今年的1月,是魏麗近五六年中最為輕松的一次。
這位北京一傢活動策劃公司的工作人員,往年的這段時間因為承接瞭很多國企、政府機關單位的年會籌備工作,忙得“連睡覺時間都不夠。”
她說,今年一個年會活動的項目都沒接到,自己服務多年的老客戶——國傢電力企業的兩傢下屬公司均提前告知取消瞭年會慶祝活動。
“人傢說有文件傳達下來,都不讓辦瞭。”魏麗說,以往這兩傢公司的年會花費均在十多萬元。
接通知後宴請取消
“現在吃飯少瞭,少瞭許多不必要的應酬。”在政府部門供職的黃先生說。近期,各部門紛紛下達關於“厲行節約,減少浪費”的內部通知。許多單位都減少瞭吃飯應酬的開銷。
黃先生所供職的單位本應在1月底宴請來京掛職的幹部,由於上級主管部門下發瞭“厲行節約”的通知,宴請活動被迫取消。黃先生透露,由於全國兩會召開在即,“上面”又狠治奢侈浪費現象,年底的大型聚餐也都取消瞭,就連上級來檢查,招待的場所也由星級酒店轉到瞭“自傢食堂”。
今年出差住快捷酒店
在某部委供職的董先生,以前出差“吃住都在星級酒店”,自從下發瞭厲行節約的通知後,他出差隻能住快捷酒店,“星級酒店的花銷也不再給予報銷”。
不僅如此,董先生所在的單位還規定年底聚會改為吃自助餐,喝酒全部改為喝茶。
但是,一些公務人員對新措施感到不適應。黃先生的同事就表示,“厲行節約”的通知下發以後,單位發的東西就少瞭。去年春節前半個月,他所在的單位就開始給員工發放春節福利,除米面油外,還包括一些海鮮和水果,“但今年一無所有”。
國企年會取消聚餐
“我們單位變‘摳門’瞭。”昨日,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中海油公司人員說,中海油公司近日雖然舉辦企業年會,讓人意外的是,公司沒有集體聚餐。
北京學院路街道人員王興輝稱,今年的“年會”在街道食堂舉辦,決定吃一頓熱騰騰的火鍋,聚在一起相互慶祝,鼓鼓來年幹勁兒。今年年會還取消公務人員表演節目環節,“表演節目需要排練,耗時耗力,還占用對社區居民等服務的時間,街道幹脆取消。”
雖然生意少,但魏麗並不擔心,她說有的客戶表示,考慮春節後再舉行年會等活動,“如果那時的風頭不再這麼緊張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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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傢上市國企年招待費超29億 維系關系靠吃請

10傢上市國企年招待費超29億 維系關系靠吃請


問題出現在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地方。中國鐵建上周遭遇“天降橫禍”,這傢公司年報中出現的超8億元“業務招待費”一度成為媒體關註的焦點。
實際上,中國鐵建也許是被指摘的一群公司中費用控制相對較好的幾傢之一。在2012年的年報中,1720傢上市公司披露瞭“業務招待費”,共計133億元。其中,招待費排名前十的均為國企,這十傢上市公司去年用於吃喝應酬的費用共計29.07億元。其中,上海建工和葛洲壩的招待費超過年利潤的11%。在“招待費”這個名目背後,中國商業社會中拉關系的作用在數據中得以凸顯。
維系關系要靠請客吃飯
年報顯示,中國鐵建2012年的管理費用中,有一項“業務招待費”為8.37億元,為全部A股上市公司之冠。
一位曾與基層鐵道建設系統打過交道的人士對此並不感到意外。在他看來,在鐵道建設領域,吃喝接待是很平常的行為。
“鐵道施工很難幹。”他說,由於能從修公路中得到實惠,地方政府對公路施工方的支持力度普遍很大,相比之下,除瞭那些有火車站的城市,其他鐵道沿線的城市似乎並不願在鐵道施工中耗費太多精力。
在這種情況下,鐵道建設單位與基層政府維系關系的“武器”就是“請客吃飯”。“鐵路修到哪裡,就得請到哪裡。”該人士說,隻有這樣,修鐵路與沿線村民發生糾紛時,縣裡和鎮上的政府人員以及村委會領導等才會更積極地來協調矛盾。另外,“接待不好下來視察的鐵道部門,就有可能以後拿不到招標;得罪瞭監理方,工程質量就有可能被否定。”該人士說。
中鐵建下屬子公司的行政人員對記者表示,中鐵建目前有在職職工20多萬人、外部務工200萬人,“按這個規模,8億元一平均,就不是很大瞭。”
招待費用於“吃吃喝喝”
中國鐵建成為A股“業務招待費”最多的公司,也有其他因素的影響在內。按營業收入計算,中國鐵建在A股排名第五。但由於“業務招待費”並不是必須披露的子項目,營業規模大於中鐵建的四傢公司,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建築和工商銀行均未披露這一數據。
“業務招待費”是什麼?一名會計師對本報表示,業務招待費在會計科目中指的是企業為生產、經營合理需要而發生支付的應酬費用。哪些算作招待費並無準確界定,操作上,企業經營產生的宴請、工作餐開支、贈送紀念品開支、參觀開支以及由此帶來的交通費等都算作招待費。但企業的會議費、差旅費等是單列的。
此外會計師也指出,由於招待費隻能按60%的發生額扣除後納稅,而其他費用是全額扣除,這意味著從納稅有利的角度,企業很少會把其他費用計入“業務招待費”,隻可能少計,不可能多計。
因此外界把這一費用歸結為“吃吃喝喝”,迎來送往,也是較為恰當的說法。
國企招待費名列前茅
新京報查詢公開數據發現,去年上市公司中招待費位列前10名的均為國有企業。包括中國鐵建、上海建工、葛洲壩在內的10傢企業,去年的招待費總計達到29.07億元。
中國鐵建8.37億元的招待費,相對於其4800多億的營業收入而言,隻有0.17%,但相對於其84.79億元的利潤而言,占比高達9.87%。
中國鐵建的招待費占利潤比例,還不是最高的。占比最高的分別是上海建工和葛洲壩,這兩傢公司去年的招待費分別為1.78億元和1.73億元,占其當年利潤的比例分別為11.12%和11.06%。也就是說,在賺100元的同時,曾花掉11元用於“業務招待”。
中國鐵建在回應其“招待費”問題時表示,爭取2013年的招待費下降10%。
這一表態看起來不可思議,但實際上從企業費用管理來說,並非不可完成。一位大型央企員工說,在該公司,包括招待費在內,各類費用都是年初確定好額度的,這些額度多數根據上一年的實際發生金額來確定,也有一些情況下會和部門業績掛鉤起來。比如A部門去年的招待費實際支出瞭10萬,今年可能在額度上縮減到8萬,“超支瞭就要自己想辦法。”他說。
■ 鏈接
國企費用控制不如民企
招待費用普遍存在,但在不同的上市公司之間,對於招待費用的控制和使用效率,又呈現出明顯的不同。
以中國鐵建所在的建築行業,中國鐵建是大型央企建築施工企業中招待費占比最低的。
以中國交建為例,2012年中國交建的營收規模為2962億元,幾乎與2011年(2953億元)持平,但2012年其業務招待費用從前一年的6.45億元上升到瞭7.79億元,上升瞭21%。
但民營企業建築中則有相反的例子。龍元建設是民營建築企業的龍頭,其對招待費用的控制讓央企相形見絀。龍元建設2012年營收139.93億元,業務招待費不足1700萬元,占比隻有0.12%,較2011年下降瞭3個百分點。
A股招待費絕對數額最多的30傢公司中,民營企業隻有4傢。
一名投資公司的人士說,民營公司是企業傢自己的公司,會更註重費用的控制,因為這“一筆賬”很容易算清。
他說的“一筆賬”事關利潤與市值。
“假如費用省1萬,利潤就增1萬,如果A股給你這個企業40倍的市盈率,也就相當於你花一萬元請客吃掉瞭40萬市值。”該人士說,這在調研一些江浙民營企業時容易見到,企業在接待基金、券商分析師時,往往提供簡便的工作餐,甚至還有吃方便面的。
類似的“故事”也多半有證券、基金等機構人士的“推波助瀾”。不少擬上市企業IPO過程中,投行會建議公司實際控制人個人承擔部分宣傳、公關費用,避免費用增長影響利潤表現。
招待費用的高低,在另一個側面也反映出A股上市公司在產業鏈中所處的不同地位。
如山煤國際披露的招待費用在全部披露招待費的A股公司中排第21名,但與該公司的營業收入比較,其占比隻有0.07%,遠低於建築行業的平均水平。
而以醫藥行業為例,雖然大部分醫藥企業未披露“招待費”一項,但從僅有的幾傢數據看,醫藥企業的招待費占比與建築行業接近。營收規模居前的雲南白藥,2012年招待費用3727萬元,與營業收入之比為0.27%;華潤三九這一數據比例也高達0.29%;同仁堂的招待費比例較低,去年其招待費為1329萬元,與營業收入之比為0.18%。
本版采寫 新京報記者吳敏 尹聰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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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個城市居民安全感排行發佈 重慶居首

16個城市居民安全感排行發佈 重慶居首


非法添加是食品安全最突出問題
16城市居民安全感排行 重慶居首武漢第二
八成人憂慮“舌尖”上的安全
55%的受訪者缺乏安全感,在他們“最擔憂的安全問題”中占據前五位的依次為食品安全、社會治安、醫療安全、交通安全和環境安全。本年度16個城市平安狀況的綜合評價中,重慶、武漢和濟南位列“城市居民安全感”排行榜前三名
文|《小康》雜志中國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鄂璠
幾乎每一次與生命有關的事件發生後,都會影響人們對於平安狀況的感受。
2012年上半年,剛爆出老酸奶和果凍中使用工業明膠的消息,又發生瞭“鉻超標膠囊”事件;在承擔著“救死扶傷”重任的醫院,“殺醫血案”卻接連發生;《校車安全管理條例》剛剛發佈,就傳來廣東陽春校車奪取兒童生命的消息,最近濮陽校車起火,又吞噬瞭四名幼兒的生命……
此時此刻,中國公眾的安全感還能有多高?
2012年5月底至6月初,《小康》雜志社聯合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中國平安小康指數”之“2012年中國城市居民安全感”調查。本次調查涉及7個東部城市(北京、上海、杭州、廣州、深圳、南京、濟南),4個中部城市(鄭州、武漢、長沙、太原)和5個西部城市(呼和浩特、重慶、成都、西安、蘭州),共計16個城市。經對調查結果和國傢有關部門的統計監測數據進行加權處理,得出2011~2012年度中國平安小康指數為73.1,比上年提高2.1個百分點。
“中國平安小康指數”是從社會治安、衛生安全、生產安全、經濟安全、心理安全等五個方面來衡量的。其中,社會治安指數比上年上升3.2個百分點,生產安全指數比上年上升2.0個百分點,經濟安全指數比上年上升1.8個百分點,衛生安全指數比上年上升1.7個百分點,心理安全指數比上年上升1.4個百分點。
《小康》調查顯示,僅四成人不缺乏安全感,影響人們安全感的五個最主要原因是環境污染嚴重(44.3%),食品安全不能讓人放心(35.3%),經常聽到或看到新聞媒體關於社會治安混亂的報道(28.3%),所在城市貧富差距過大(23.1%)和親眼看見過違法犯罪事件發生(21.9%)。
在“當前最讓人擔憂的安全問題”中,排在前五位的依次是食品安全(81.8%),社會治安(49.0%),醫療安全(36.4%),交通安全(34.3%)和環境安全(20.1%),這五大安全問題也排在瞭“當前最受人關註的安全問題”的前五位。
本次調查還對16個城市的平安狀況進行瞭綜合評價,重慶市連續第三年排在“城市居民安全感”排行榜首位;武漢市從去年的第五位升至第二位;今年新增加的調查樣本——濟南市則成為瞭名符其實的“黑馬”,排在第三位。
81.8%的受訪者“食不安”
國人最害怕“吃”到的東西:食品添加劑、農藥殘留、地溝油居前三
最近,一部以介紹中國各地美食生態為主要內容的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火爆熒屏,不僅吸引無數觀眾深夜守候,還引發網絡上各種地方特產熱賣。為何《舌尖上的中國》如此火爆?有網友評論說,“心靈沖擊讓人落淚”。
而《小康》雜志“2012年中國城市居民安全感”調查顯示:更容易讓人落淚的或許並不是“舌尖上的美味”,而是“舌尖上安全線”的缺失。
81.8%——這個數字,真實地表明瞭中國人對於食品安全問題的擔憂,雖然這個數字比去年下降瞭3.4個百分點,但“食品安全”第三次登上最讓人擔憂的安全問題排行榜首位。在“最讓人擔憂的十大安全問題”排行中,位居第二位的“社會治安”僅占比49.0%,比位居第一的“食品安全”低瞭32.8個百分點,足以說明,中國人的“食不安”已經到瞭令人憂心的程度。
食品安全關系到民生安康,而我國又是食品生產和消費大國,因此食品安全也備受國傢領導人和各級政府的重視,6月11日,2012年全國食品安全宣傳周啟動儀式暨第四屆中國食品安全論壇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對活動做出重要批示:食品安全是事關每個傢庭、每個人的重大基本民生問題,必須在加強監管、堅決嚴厲依法打擊食品安全違法犯罪的同時,著力提升整個食品行業的道德誠信素質,這是實現食品安全形勢持續穩定好轉的根本基礎。
在這次活動上,國傢質檢總局副局長蒲長城介紹說,2011年國傢質檢總局共監測食品樣品11萬個,檢查食品生產單位144萬傢次,檢出不合格進出口食品2754批,查處食品質量違法案件2.8萬起,重新審核並淘汰瞭40%的乳制品企業。
“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出自《戰國策·齊策五》的“(寢)食不安”一詞,在新時期竟被賦予瞭新的含義,“吃不好飯”搖身變成“擔憂、不放心食品安全”的背後,是食品中違規使用添加劑、果蔬中農藥殘留超標、非食用油流入餐桌、食品中添加有毒有害物質、病死牲畜肉等食品安全問題的頻頻作祟,而這五項,也分別排在瞭“中國公眾最擔心的食品安全問題”第1至5位。
有接近半數(46.9%)受訪者擔憂食品中違規使用添加劑,但若以“舌尖上的安全線”衡量,食品添加劑其實並不可怕,更可怕的是被公眾排在第四位的“食品中添加有毒有害物質”,即三聚氰胺、蘇丹紅、瘦肉精等。按照中國工程院院士、食品添加劑專傢孫寶國的說法,“食品添加劑並不等於‘違法添加物’,很多人把食品添加劑當成瞭安全事件的替罪羊。”
品牌無“品德” 超七成人對超市“不放心”
三成受訪者給出“今年不如去年”的差評;食品信任危機從“路邊小吃攤”擴大到市場、超市
從果丁到酸奶、從湯圓到饅頭、從膠囊到茶葉,哪有讓人放心的品牌?
2012年以來發生的一系列有關食品安全的事件,極大地影響瞭民眾的安全感受。1月,北京市食品安全辦公示瞭14種不合格食品黑名單,其中,香港知名連鎖甜品品牌“滿記甜品”的一款芒果佈丁,菌落總數實測值是標準值的13倍,大腸菌群數值也超標3倍多;2月,思念湯圓創可貼事件、紅牛添加劑事件和三全饅頭保質期內發黴事件接連發生;4月,央視著名主持人趙普的一條關於“不要吃老酸奶(固體形態)和果凍”的微博激起瞭“千層浪”,很快,老酸奶、果凍和破皮鞋,這三個原本不搭界的東西被緊密聯系在一起,引發瞭公眾對食品安全的強烈質疑,幾天後,吉林修正等9傢知名藥廠的13個批次藥品被曝出所用膠囊重金屬鉻含量超標,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也調查出“立頓”的綠茶、茉莉花茶和鐵觀音袋泡茶都含有被國傢禁止在茶葉上使用的高毒農藥;5月,又查出佛山一傢調味公司用致癌工業鹽水生產萬箱醬油,令人觸目驚心……
因乳企在一系列安全事件中的問題,特別是“三聚氰胺”事件中的問題,知名媒體人王小山在微博上發起“抵制蒙牛”運動,引發持續連鎖反應。而另一位知名媒體人鄧飛 (微博)在其倡導的公益項目“免費午餐”行動中,堅決要求食品配置中不能有牛奶,其中很大一個原因就是出於食品安全的考慮。
《小康》調查顯示,對於當前市場、超市出售的各種食品,僅2.0%的受訪者能夠“非常放心”地購買,23.6%的受訪者“比較放心”,而其餘的受訪者(超過七成)都表示瞭不同程度的擔憂。
今年的食品安全狀況與去年相比如何呢?36.7%的受訪者認為“和以前一樣”,31.7%的受訪者認為“有些好轉”,還有19.6%的受訪者認為“比以前差些”,9.6%的受訪者認為“比以前差很多”。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食品安全專傢分析說,有接近三成(29.2%)受訪者給予瞭“今年不如去年”的差評,說明中國的食品安全已經陷入瞭信任危機。
《小康》關於“哪個地方的食品安全問題最令您擔憂?”的調查結果顯示,關於食品安全的信任危機已經從“路邊小吃攤”(76.1%)和“就餐座位數75以下的小型餐館”(55.0%)蔓延到瞭“超市內食品”(28.1%)。這和沃爾瑪、傢樂福、華潤萬傢等超市在近期陸續陷入“食品安全門”有關。
對於失信企業,國傢工商總局副局長王東峰指出,應大力推進食品經營者信用分類監管,建立“黑名單”制度,嚴厲打擊銷售假冒偽劣食品違法行為,完善市場懲處和退出機制。衛生部則於6月15日發佈瞭《食品安全國傢標準“十二五”規劃》,提出建立食品安全國傢標準協調配合工作機制,由衛生部、工商總局、質檢總局、國務院食品安全辦等部門建立食品安全國傢標準會商機制,加強協調配合,共同研究食品安全國傢標準體系建設重大問題,協商落實食品安全國傢標準規劃各項工作等等。
六成受訪者看病首選公立大醫院
在“最讓人擔憂的十大安全問題”中,“醫療安全”由去年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
公立大醫院一直以來都是公立醫院的“龍頭”,是治療疑難危急重癥的主陣地,也是群眾反映“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最突出的地方。在公立大醫院的門診,“候診幾小時,看病幾分鐘”已成為普遍現象。
盡管如此,公立大醫院卻仍然是公眾在身體不舒服或者需要看病時的首選醫療機構。在接受《小康》調查時,63.9%的受訪者把信任投向瞭公立大醫院,其次是公立社區醫院(40.6%)。
雖然公立社區醫院排在瞭第二位,但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發部心理信息服務中心主任祝卓宏認為這個位置並不樂觀,40.6%的數據也並不理想,“一般人看病都隻有這兩種選擇,去公立大醫院或者是公立社區醫院,什麼時候這兩個選項的排名能夠調換過來,60%多的人去公立社區醫院,40%多的人去公立大醫院,才比較理想。實際上有很多問題都不需要去公立大醫院。”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也認為,醫改最關鍵的是提高社區醫院水平,使公立大醫院的普通病人越來越少,疑難病人越來越多。
對於“您在您所在的城市能夠放心地看病、打針、吃藥嗎?”這個問題,《小康》調查顯示,41.2%的受訪者選擇“一般”,37.0%的受訪者選擇“比較放心”,15.3%的受訪者“比較擔心”,3.6%的受訪者“非常擔心”,還有3.0%的受訪者“很放心”。可見,“放心”的人以40.0%的比例遠遠超過瞭“擔心”(18.9%)的人,而其餘感覺“一般”的受訪者就成為瞭輿論環境需要多用正面信息引導的對象。
一半人“相信醫生” 另一半人“將信將疑”
四成受訪者認為向醫院派駐警務室難起作用
本該承擔著救死扶傷重任的醫院和白衣天使們,近年來成為瞭一些患者宣泄憤怒的對象。很多醫務工作者也許還沒有忘記2009年的那個“黑色六月”,5起“血濺白衣”事件先後發生。今年上半年又接連發生瞭“殺醫血案”:3月23日,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一名患者傢屬將一名醫生捅死,並造成3人受傷;4月13日,北京航天總醫院急診內科診室,一名用帽子、口罩遮障住面部的男子突然闖入科室裡並拔出匕首,從背後刺向正在為患者診治的趙立眾醫生,隨後迅速逃離現場;4月28日,湖南省衡陽市三醫院南院,33歲的女醫生陳妤娜被人連捅28刀殘忍殺害……
其實,對立並沒有贏傢,醫患關系之間必須重建公信力。《小康》在對醫生公信力進行調查時發現:42.9%的受訪者對醫生“比較信任”,38.2%的受訪者對醫生持“將信將疑”態度,13.9%的受訪者“不怎麼信任”醫生,3.7%的受訪者“完全信任”醫生,1.3%的受訪者“完全不信任”醫生。在祝卓宏看來,數據表明患者對於求醫問藥的態度比以前更加現實瞭,一旦醫患關系中摻雜瞭錢的因素,牽扯到交易,患者對於醫生的信任度就會下降。
為瞭避免血案的再次發生,5月4日,衛生部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級衛生行政部門協調公安機關向二級以上醫院等重點醫療機構派駐警務室,共同加強醫療機構治安管理,維護正常診療秩序,保障醫患雙方合法權益與人身安全。
祝卓宏認為,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案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醫患矛盾,在他看來,緩解醫患矛盾,最關鍵的是要看醫療體制和醫生的態度。
“派駐警務室,是治標不治本。醫患糾紛最大的問題是醫療的過度市場化,醫院本來是救死扶傷的事業單位,但用瞭市場化的手段來管理,一個藥品從一次配發到二次配發,再到醫院,加價15%,導致醫患雙方互不信任。另外,醫療資源配置存在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公共安全風險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王宏偉認為,“不能一廂情願地把醫院變成公共場所,因為醫院是事業單位,它對應的是企事業單位的內保。”
在《小康》調查中,40.6%的受訪者認為“向醫院派駐警務室起不到什麼作用”。雖然王宏偉認為這個方法起不到根本作用,但也是需要的,“‘急則治標,緩則治本’,設置警務室,可防止一些民事事件轉化成刑事案件。”
半數受訪者缺乏安全感
17.2%的受訪者還在擔心“世界末日”
作為心理學專傢,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發部心理信息服務中心主任祝卓宏和武漢心天地心理咨詢機構創辦人駱霞在平時的工作中,都會接觸到大量的心理咨詢案例。
“其中缺乏安全感的人有很多,基本上因傢庭成長及教育背景,社會變革及環境變革所致。”駱霞說。
祝卓宏則分析說,“基本上凡是有心理問題的人都是缺乏安全感的人,一個人有心理問題往往是因為缺乏安全感,有的是從小沒有和父母建立安全的依戀關系,有的是遭遇過創傷,缺乏安全感會產生一系列問題。”
《小康》調查顯示,在對於自身生活環境的安全感受方面,僅四成人(45%)表示“有安全感”,其餘55%的受訪者均有不同程度的“缺乏安全感”的表現,其中有17.9%的受訪者“不太有安全感”,4.1%的受訪者“特別沒有安全感”。
“兩成人(22%)不太有安全感或者沒有安全感,這個比例還是非常高的,就相當於有五分之一的人容易出現過激反應。這些缺乏安全感的人是很敏感的,非常容易受到負性事件影響,所以一旦有什麼不好的影響,波及面還是比較大的。”祝卓宏說。
在駱霞所接觸到的缺乏安全感的心理咨詢案例中,有些人甚至會雇用農民為自己種養蔬菜及所吃的食物,還有些人因為懼怕生病而被動健身、養生。
在王宏偉看來,安全包括安全的狀態和安全感,是客觀上和心理主觀上的兩種概念。社會處於轉型期,在城市化的過程中,會有各種各樣的事件發生,人們對安全問題也會越來越重視,加上媒體的報道能夠放大這些風險,就會有人開始擔憂,即使這個事件發生的概率隻有萬分之一。
《小康》調查顯示,對於其實並不靠譜的2012“世界末日”傳言,仍有17.2%的受訪者表示“現在還在擔心”,還有20.7%的受訪者表示“曾經擔心過”。對於在網上看到的或者從其他人那裡聽到的關於食品衛生、治安情況、地震預言等傳言或非官方發佈的信息,有31.3%的受訪者“有些相信並四處打探消息”,5.0%的受訪者“完全相信並因此感到恐慌”,60.5%的受訪者“要看具體情況”,僅有3.3%的受訪者能夠做到“完全不信,聽聽而已”。
八成受訪者關註校車安全:
別讓孩子受傷害
超六成受訪者對“惡性搶劫”案感到不安
在今年發生的有關安全的重大事件中,對人們的安全感受影響較大的是校車安全事故和銀行附近的搶劫案。由於“奪命校車”事故頻發,2011年11月,溫傢寶總理指出,國務院已經責成有關部門迅速制訂校車安全條例。2012年4月份,《校車安全管理條例》發佈。
在《小康》調查中,有38.4%的受訪者認為《校車安全管理條例》的“作用比較大”,還有5.5%的受訪者認為“作用非常大”。但遺憾的是,《校車安全管理條例》發佈不久後,就傳來廣東陽春校車奪取兒童生命的消息,最近濮陽校車起火,又吞噬瞭四名幼兒的生命。幼小的生命面前,難免會讓人更多地增添幾分擔憂,超過八成(83.6%)的受訪者對中小學校車的安全性表示瞭不同程度的擔心。
今年1月在江蘇南京和燕路農業銀行附近發生的一起當街搶劫案也對很多人的生活造成瞭影響,50.1%的受訪者表示“擔心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17.7%的受訪者“不敢再去銀行提取大額現金瞭”。
美國著名心理學傢馬斯洛曾經說過:“安全需要是人類的重要需要之一。”在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將人類的需要分層次由低到高排列,排在人們最原始、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後的,就是安全需求,即每一個在現實中生活的人,都會產生安全感的欲望、自由的欲望、防禦的實力的欲望。
不少心理學傢都認為,因為擔心未來不快樂,而耽誤現在能夠得到的快樂,是不值得也是沒必要的,可如何才能提高安全感呢?駱霞說,有一個秘訣,就是:提升內在的自信,有信仰。
(《小康》實習記者李珺、傅旦妮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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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億負債壓垮溫州立人“集資帝國”

22億負債壓垮溫州立人“集資帝國”


3月10日,育才學校高中部門口貼著三張通告,警告人們不要因為討債而擾亂社會秩序。這所市重點中學被債權人認為是立人集資的平臺。
這棟小樓曾是立人集團向社會集資的辦公場所。相隔一兩百米,便是縣公安局。
3月8日,育才學校老師聯名到縣公安局,要求對董順生以集資詐騙罪立案調查。
溫州立人集團集資13年,負債22億,資不抵債;立人崩坍為規范民間借貸敲響警鐘
3月14日,育才學校108名教職工去溫州市中院,起訴溫州市銀監分局、泰順縣政府、縣公安局,請求法院確認3被告放任立人集團的非法集資行為違法。
這是立人集團債權人的第三次起訴,前兩次法院都不予以立案。
溫州立人教育集團董事長董順生靠集資起傢,興辦瞭市重點學校育才中學。此後董又涉足煤礦、房地產等行業。立人以遠高於銀行的利率吸儲,參與集資的人員,有公務員、商人、老師,退休職工等。
但2008年後,立人集團接連遭遇經濟危機、煤礦限產、房產遇冷,最終資金鏈斷裂。引發債權人上訴。
律師陳有西表示,如果立人集團隻是單純的民間借貸,在募款中沒有欺騙行為,便屬合法。
立人集團集資案背後的問題是,民間借貸該如何發展,如何規范,政府該承擔什麼職責。
溫傢寶在今年兩會中提出,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銀監會正在積極考慮將溫州作為民間金融綜合改革的試點之一。那麼在將來,對於民間借貸的法律關系和處置原則,便會更加清晰。
溫州立人教育集團成立於2003年,法人代表董順生。公司的前身是董順生1998年所創辦的泰順縣育才高級中學。該校被評為溫州市重點中學。立人集團旗下已有學校、公司等企業共計36傢,經營范圍包括教育類投資與建設、房地產開發、礦業投資等。立人利用高額利息在民間籌款。2011年10月底,企業對外宣佈不再承兌之前所借的民間借款。
初春,陰雨持續瞭一個月,整個泰順縣城濕漉漉的。縣城位於浙江省最南端,縣名寓“國泰民安,人心歸順”之意。
現在,泰順並不太平。2011年底,溫州立人教育集團資金鏈斷裂,無法償還民間借貸債務,引發全縣恐慌。
泰順縣城不大,人口35萬。坐在人力三輪車上,花7元錢,便能橫穿縣城。
因為立人集團的案子,振邦律師事務所代理人路飛在縣城裡住瞭近4個月。走在路上,不時有居民跟他打招呼。他們都是立人集團的債權人,有公務員、商人、老師,退休職工等等。
根據警方最新的統計,目前登記的債權人已達5000多人。立人集團董事長董順生以及另外5名董事被監視居住。該集團正在接受審計。
憤怒的債權人已經三次向法院遞交訴狀,起訴泰順縣政府,並申請國傢賠償。他們認為地方政府有監管失職的責任。
“大傢的錢都沒瞭”
有育才老師稱,學校90%以上教職工陷入到集團借貸中,從幾萬到幾百萬不等
育才學校高中部老師胡軍陽走進辦公室時,其他人正在備課。胡告訴大傢,“學校中層剛剛開會,集團資金鏈已經斷瞭。大傢的錢都沒瞭。”
這一幕發生在2011年10月30日下午六點多鐘。另一名老師李正榮記得,“當時就像晴天霹靂一樣。”
李正榮原本在編試題,聽到這話,趕緊走到窗前張望,看到對面會議室的燈亮著。
隨後,消息得到參會的中層領導證實。老師們一下子變得負債累累。
育才學校是立人集團旗下的一所學校。其中一名老師說,“學校有90%以上教職工陷入到集團借貸或投資中,甚至包括學校洗碗工,從幾萬到幾百萬不等。”
胡軍陽借給立人集團40萬,原本他並不想參與集團的借貸。
胡軍陽進入育才學校是2009年。當時,面試官對他說的話讓其大開眼界,“在我們這兒,不僅可以教書,還能投資。如果在我們這兒待瞭兩年,沒有買房買車,就要解聘。”
沒多久,胡軍陽遇到瞭投資“機會”。立人集團在內蒙古開發瞭一個煤礦,要求老師入股。從校長到基層老師,分攤瞭金額。胡的任務是30萬元。
入股30萬,一年半以後返還本金,並有分紅。利潤是本金的5到6倍。
盡管條件誘人。但胡不打算參加。因為他湊不夠30萬。“我隻有20萬,後來學校領導做工作,說集團借給我10萬,每個月2分利息。”
胡算瞭筆賬,這樣的話,他每月要還集團2000元利息。當時胡軍陽每月要還房貸7000多元。他的收入不夠生活。他拒絕瞭。
隨後,胡軍陽的老婆接到立人集團領導的電話。“如果不入股,你老公要被優先解聘。”她不解,問解聘的原因是什麼?“領導說,到時候大傢都賺瞭錢,怕你老公眼紅,影響穩定。”
胡軍陽不想失去這個工作,因為育才提供的薪水在當地很高。
第一年,學校給胡的薪水是8萬元。這對於一個縣級學校的老師來說,頗為可觀。
胡軍陽接受學校的意見,借瞭10萬元,入股煤礦。
之後,立人集團一位副董事長又給胡軍陽指瞭條財路。“窮人的錢就是該借給富人用的。會借錢的人才是智者。”集團提供高息回報。隻要胡把錢投進去。
於是,胡軍陽從親朋處又借瞭20萬,借給學校,拿3分利息。如此相抵,他每月能從集團拿4000元利息。
育才“領袖”突然倒下
立人給老師分攤借貸任務,讓老師不要在乎課時津貼,要多投資,三五年內步入中產
育才學校老師李正榮記得,學校是從2002年之後開始向老師借貸。
最初,學校沒有很多項目,隻是提供高息借貸,1分到3分的月息都有。
一分月息相當於年利率12%。而目前銀行一年定期利率3.5%。
李正榮說,那時候借貸多是自願行為。一些老師被立人的高息誘惑,借錢投入進去。
此後,學校把借貸任務層層下撥,從校長到老師,從高中部到小學部,各有任務。
集團董事長董順生最初不強迫老師承擔任務。高中部有位老校長據理力爭,認為下撥到高中部的500萬元借貸任務太重。老師應該全心教學而不是把心思放在投資上。董也應允。
2008年之後,情況發生變化。
煤礦、房地產等各種投資項目紛至沓來。貸款任務開始加重。
“領導常給我們開會,說不要在乎課時津貼,隻要多投資就行。”老師們回憶,當時集團許諾“育才人3到5年內步入中產生活水平。”
與此同時,董順生在集團內部被“神化”。老師們記得,副董事長夏克定在高中教師大會上稱董順生是英明領袖,集團在其帶領下業績可觀。老師們還回憶,夏曾對他們說“大傢跟對瞭領袖,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2009年,立人集團帶老師們考察江蘇盱眙房地產項目。一輛客車載40多名老師,實地考察。
“當時高三12個班都有老師去。”老師們看到一片荒蕪的土地,被告知有近2500畝。集團稱這是前期開發,2年內返還本金,8年內分紅,有近5倍的投資利潤。老師回來後,口口相傳,爭相入股。
一名老師說,“直到現在,該房地產項目分紅僅分過幾次白菜、蘿卜和豬肉。”
育才學校一方面給老師提供較高的待遇,一般老師都有10萬左右的年薪;另一方面,老師們的錢又被以“投資”和“借貸”的名義流回到集團內部。
老師們說,“最後,我們都被變相扣押在學校。”
2012年2月3日,資金鏈斷裂後,董順生被公安機關采取刑事措施,監視居住。英明“領袖”突然倒下,眾人驚愕不已。
13年前踏上集資路
立人董事長董順生靠集資興辦育才學校,後涉足煤礦、房地產,加大民間集資力度
泰順鎮,垟心街32號,這是一棟簡陋的白色小樓。如今,樓門緊鎖,空無一人。這裡曾是立人集團公開向社會集資的辦公場所。相隔大概一兩百米,便是泰順縣公安局。
立人集團不僅向學校老師集資,還在社會上廣泛集資。從1998年建立育才學校開始,董順生就走上瞭民間集資的道路。
范永華在2002年至2009年間擔任育才學校校長。他說,學校初期,生源不足,最少的時候隻有100多學生,難以為繼。
為瞭學校發展,立人開始借助民間借貸行為。當時利息多數在一分到一分二之間。董順生用借來的錢,請好老師,擴大校舍。
范說,2006年學校能逐步盈利,但整個學校包括高中、初中、小學等,加起來盈利不到千萬,依然無法滿足學校發展。
而後,集團開始涉足房地產和煤礦等業務,想借此賺錢,滿足學校發展,同時也加大瞭民間借貸的力度。
“立人集團支付利息幾乎沒有拖欠過。一般會提前7到10天通知借款人領款。”劉際旺說。
劉際旺在縣城開五金店。他聽朋友說,立人集團的借貸一直以信譽著稱,所以也參與瞭立人的借貸。
劉際旺借錢給立人時,每月利息是3分。劉跟老婆算過筆賬,開店頂多能賺2分利潤。於是劉借瞭40萬,湊到100萬,借給立人集團。
半年後,劉際旺開始拿利息。立人的財務人員會問劉是繼續存還是拿錢走,她還會適時推薦最新的投資“項目”。
劉際旺說,多數債權人看到立人有育才這樣大的學校,便會繼續存錢在那兒。產生利息後,甚至借錢湊個整數再存在裡面。
在泰順,很多公務員也參與瞭立人的借貸。
泰順縣公安局一位公務員告訴記者,公務員借貸款大多數在幾十萬之間,公務員的錢多是從銀行貸來。一些效益較好的單位是重災區。立人的月息多是三四分。按照50萬的4分月息來算,一個月利息就能拿2萬塊。“大傢把這看作一種投資行為。”
資金吃緊,騎虎難下
立人接連遭遇房產遇冷,煤礦限產,董順生利用高息攬儲,陷入拆東墻補西墻的窘境
立人集團涉足房地產和煤礦行業後,麻煩隨之而來。
據一位接近董順生人士稱,集團先是遭遇2008年經濟危機,後又接連遇到房產遇冷,煤礦限產,董順生明顯感到資金吃力。
因為資金問題,立人集團在內蒙古的一個煤礦,多次輾轉倒賣,但買者寥寥。集團甚至簽下協議,如果買主經營有問題,立人便買回該礦。最後因為限產,立人最終不得不以一億的資金贖回該礦,還倒貼對方1萬噸煤。
記者從多個知情人處得知,立人集團在江蘇淮安的房產,是2009年左右花9000多萬買來。卻因為房地產不景氣,大量資金陷入其中,“到現在起碼有幾億資金被拖住。”
據知情人透露,縣裡一些領導曾找董順生談話,讓其平穩度過這次危機。
這時,董順生提高老師待遇,向社會各界暗示,立人沒問題。這一做法讓社會上對其更加信任。
范永華擔心學校發展,曾與董順生交流過集資一事。
范永華說,一方面集團項目受阻,另一方面利息越滾越大。董順生陷入瞭拆東墻補西墻的窘境,騎虎難下。最高的時候,存一百萬,一個月到期後,連本帶息要拿走180萬。
2009年之後,董順生派人到處尋找項目,繼續對外融資。
立人集團的借貸利息也越來越高。
2009年之後,漲到三四分甚至是8分到一毛的月息。最開始,外來資金必須是20萬以上才收。逐漸到幾萬元也可參與立人的借貸,再後來是有錢就收。
一名育才老師說,“立人集團的利息後來變動非常頻繁。一有錢,他馬上會推翻之前高息,然後換做稍低的利息。盡管這樣,人們還是願意把錢放在那兒。”
一位稅務系統的公務員對記者稱,他是崩盤前幾個月借瞭40多萬給立人。當時立人給出瞭四五分的利息,他才忍不住陷瞭進去。
崩盤前仍在集資
商人劉際旺說,崩盤前2個月,立人財務人員還說,集團狀況良好,月息將調高至四五分
2011年10月31日,立人集團召開“借款人代表大會”,曝出危機:資金周轉困難,無法兌現利息。
劉際旺聽聞,大吃一驚。因為在此前8月的某一天,他在泰順一中散步,遇到立人集團財務人員夏尉蘭。夏對他說,集團目前狀況良好,建議他若有錢,就再多放點進去,利息要調整到四五分。
看到機會難得,劉際旺又在外面借瞭100多萬,借給立人集團。
在立人集團宣佈無力償債前,縣委書記張洪國在泰順縣電視臺講話,表示要以“企業自救,政府幫扶”手段解決立人債務危機;電視臺還會不斷播放采訪立人董事長董順生關於重組方案的畫面。
在多位債權人看來,育才學校是立人集團集資的一個平臺。沒有這個學校,董順生沒辦法融資。育才學校是2009年全國教育系統的先進集體、市教育局的先進單位,是各級領導來泰順縣視察必到的單位。
這為立人集團累積瞭政治資源和民間信任。
劉際旺告訴記者,他有個朋友是一名鄉鎮幹部。崩盤前幾個月,縣裡領導到下面開鄉鎮會議,也提到瞭育才學校是個好企業,有實力。大傢應該多多支持。
“聽瞭這話,我朋友也貸款瞭40多萬,借給瞭立人集團。他認為領導都這樣說,應該沒問題。結果現在也陷進去瞭。”劉際旺說。
記者聯系泰順縣政府,瞭解相關問題。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洪周榮稱,如果有真憑實據應該去公安機關報案。這樣大的事件,真有問題,哪個領導都頂不住。
外界有傳言,立人大肆進行民間借貸,是因為從縣裡銀行貸不到錢。
縣銀監局一名官員說,情況並不是這樣,在2008年之前,縣銀行貸給立人兩三千萬,後發現立人集團有大量民間借貸的行為。這種經營和擴張模式太脆弱,屬於高風險。銀監局便令銀行撤資,以後也不再放貸給立人集團。
這名官員說,“我們還向縣政府遞交瞭書面預警。希望引起重視,采取措施。事情還是發生瞭。”
立人集團宣佈不再償還債務的最初幾天,狹窄的垟心街上,擠滿瞭抗議的債權人。
劉際旺趕到集團集資地點,看見人群圍住夏尉蘭。夏尉蘭一臉茫然,不停地說,“錢不在我這,也沒錢還,把我命拿走也拿不到錢。”
“讓領導幹部先走?”
部分債權人懷疑立人崩盤前“釣魚式”集資,用於償還“關系人士”,要求公開財務
3月6日,180多名債權人聯名向溫州市中院遞交訴狀,要求政府公佈立人集團2011年5月至10月的財務進出明細賬。
債權人懷疑,立人“釣魚式”集資約9億元,部分用於償還“關系人士”的利息、本金。
他們在訴狀中稱,立人在崩盤前幾個月,推出月息3、4、5分的高息(以往集資月息針對普通百姓基本為3分以內),並不設定下限有錢就收。該部分集資款,除用於支付給領導幹部的本金及高息,讓領導幹部先走外,尚有數億資金去向不明。
債權人的一名代理律師路飛出示一份表格。他稱,僅在我們處委托的200多位債權人中,就有100多人是在立人崩盤前三個月把錢放進去的,比例很大。
曾有一位債權人找到路飛等人,她透露瞭這幾個月資金流向情況。
該債權人稱7到9月份,立人集團吸收的存款達到9個億。該款項多數提前歸還部分政府人員,包括教育局和縣政府等官員。
這名債權人還對路飛說,那些進賬並未交到立人集團的賬戶中,是由財務人員直接交給官員。
記者聯系瞭該名債權人,她稱,“手中有這幾個月立人資金流動的證據。但目前還不是出示的時候。”
隨後記者聯系立人集團曾經的財務人員,她拒絕瞭采訪。
今年2月3日,溫州立人集團的所有資產被縣政府和公安局全面監管。此後,債權人起訴,要求政府公開財務信息。
3月13日,債權人的代理律師接到市中院“不予受理”的口頭通知,理由是立人集團的財務明細賬為企業信息,並非政府信息,政府無權公開;而且立人集團涉及案件已屬刑案,相關信息暫不便公開。
“都是危機的創造者”
立人正在被審計中,其已支付利息35億元;育才老校長范永華稱,民眾貪欲不容忽視
3月8日,育才學校的老師們來到泰順縣公安局,要求對董順生以集資詐騙罪立案調查。
浙江京衡律師事務所主任陳有西告訴記者,立人集團將借來的錢投入實體項目中,再借錢償還之前的貸款,這是正常經營行為。這種情況,應該以正常的企業破產方式瞭結,政府沒必要參與。
陳有西說,此案的關鍵在於,立人集團在募款中是否有欺騙行為,例如,不是把集資款投入實際項目中,而是編造項目。另外是否存在將集資款拿出去放貸,賺取利息。如果存在上述行為,立人集團則觸犯瞭相關法律。
縣政府成立瞭立人事件處置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從2月15日起,進行為期30天的債權申報登記。登記期間,大批債權人來登記。
育才學校的一位女清潔工借給立人10萬。要錢無果,喝下農藥。搶救過來,最後一位副縣長以個人名義給瞭7萬塊。她才停止尋死。
商人胡秀揚借瞭400多萬給立人集團。其中大部分都是銀行貸款。還有一個月就到還款日期。他現在急著把位於縣城中心的一棟四層樓房賣掉,卻至今無人問津。
育才教師劉方陽和妻子湊瞭點錢放在立人集團,他的妻子正身患重癥。他們的錢是用來救命的。
截至3月12日,有5000多人登記,債務達數十億元。
溫州中源會計師事務所負責審計立人集團的財務。
該事務所主任劉旭海介紹,對立人19個項目的初步審計,已確認其資產總額遠不足50億元、債務遠大於22億元,“累計支付利息倒與此前說的35億元差不多。”
劉旭海也註意到公眾最為關註的崩盤前幾個月資金明細。“從現有的賬目來看,這幾個月資金主要是在集團下面各個融資平臺間流轉,償還利息。”
一個比較公開的說法是,2011年前後,有人從集團抽走近7個億資金。直接導致立人資金鏈斷裂。
劉旭海稱,目前賬面資料並沒有發現如此大筆資金的流失。如果有,這是重大線索。一定會追查到底。
劉旭海發現瞭董順生與一些個人之間有資金往來,正在核查。到時候會公佈名單。“公眾一看就會知道錢流向哪裡。”
育才學校老校長范永華是為數不多反對立人集團融資策略的人,他沒有參與其中。
范永華感嘆說,“整個事件中有個重要因素被忽視瞭。民眾的貪欲呢?他們也在榨取立人的價值。每個加入者都喪失瞭理性,都成瞭這場危機的創造者。”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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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7日星期二

“很復雜”的19億噸陜北煤礦權益爭奪始末

“很復雜”的19億噸陜北煤礦權益爭奪始末


8月19日,作為陜西凱奇萊能源投資公司的法人代表,趙發琦因虛報註冊資本罪被陜西省榆林市公安局逮捕。他的公司也因此被勒令註銷。
2003年,凱奇萊公司與西安地質礦產勘查開發院簽訂瞭一紙勘探合同。當在合作勘查區塊發現瞭大型煤田之後,後者以省政府的一份會議紀要為由單方面中止瞭合同。自此後的7年中,趙和他的公司一直生存在沒完沒瞭的官司中。 而當趙發琦上訴至陜西省高院並獲勝訴之時,卻遭遇陜西省政府發函最高法而推翻審判,直至凱奇萊公司被勒令註銷。
凱奇萊與西勘院合同糾紛發生後,陜西省辦公廳、國土資源廳、發改委、地礦局均參與其中。律師界人士認為,這不是一件普通民事訴訟案件,而是集民事訴訟、行政訴訟、刑事訴訟於一體的案件,“背景很復雜”。
合同被中止
2003年8月25日,趙所任法定代表人的凱奇萊公司,與陜西省地質礦產勘查開發局西安地質礦產勘查開發院(下稱“西勘院”)簽訂瞭《合作勘查合同書》。雙方決定共同出資,對波羅——紅石橋勘查區煤炭資源聯合進行詳查及精查。 合同約定,凱奇萊公司向西勘院支付前期勘探費用1200萬元,並擁有該普查項目勘查成果80%的權益。勘查時間為2003年10月15日至2004年10月15日。
記者瞭解到,這片勘察區由西勘院於2002年7月取得探礦權。對已取得的探礦權,在當時簽協議的時候,經法定評估機構評估,雙方協商確定礦區價值為1500萬元。 根據上述協議,勘查區內無論是勘查升值、聯合開發,還是礦權轉讓,所產生的利益,由凱奇萊公司與西勘院以8:2比例分享。
協議簽署一年多後,凱奇萊公司在勘查區獲得重大發現。趙發琦初步獲得的勘查數據顯示,在該協議勘查區的279.24平方公裡區塊下儲藏著約19億噸優質動力煤。 根據當時的動力煤坑口價估算,這片煤田的價值高達3800億元。這一發現令趙發琦和他的投資者們欣喜若狂。盡管當時趙尚未拿到采礦權,但其應得的探礦權轉讓收入亦有20億元以上。 但是,陜西省政府的一紙文件改變瞭整個事件的正常進程。
2003年10月22日,陜西省政府召開21次常務會議。此次會議形成的文件稱:“對由省政府前幾年已經給予一些煤田探礦權的單位,一律視作代表省政府實施地質勘查,探礦權人無權處置探礦權。其探礦權是否轉讓、轉讓給誰、如何轉讓,一律由省政府根據基地建設總體規劃和轉化項目落實情況作出決策。” 這一文件,讓身為事業單位的西勘院以此為由而決定終止勘查合同。西勘院的這一決定獲得瞭其主管部門陜西省地礦局的支持。
2005年3月22日,凱奇萊公司向西勘院轉款1200萬元,用於前期勘探。而令凱奇萊公司意外的是,西勘院在收款後又悉數退回來瞭。 三天後,西勘院致函凱奇萊公司,稱:“由於與2003年省政府21次會議紀要有關政策不相一致,無法按合同約定實施,所以不能收取你公司款項。” 探礦權“一女二嫁” 事逼無奈之下,趙發琦將情況反映給時任陜西省省長陳德銘。在陜西省政府部門協調下,雙方同意繼續履行合同。2005年5月26日,凱奇萊公司向西勘院支付勘查費用900萬元。
與此同時,陜西省國土資源廳也介入協調。2005年11月8日,陜西省國土資源廳下發65號文,報告稱:“雙方同意繼續以2003年8月25日簽訂的合作勘查合同進行合作勘查。並同意勘查工作結束後,將探礦權轉入雙方合資成立的新公司或轉入凱奇萊公司,進行後期開發。” 陜西國土資源廳勘查處幹部王鳳林是上述報告承辦人。王鳳林回憶稱,“當時雙方重歸於好,大傢都很高興,說瞭許多以後如何積極履行合同、友好合作的話。” 但是,國土資源廳的協調意見並沒有讓糾紛就此作罷。
就在陜西省國土廳就此事進行協調和調查之時,令趙發琦始料未及的是,陜西省政府突然批準瞭中國化學工程集團和香港益業對波羅井田的開發項目。
此前,中國化學工程集團、香港益業投資成立陜西中化益業能源投資有限公司(下稱“中化益業”),並向陜西省方面提出在波羅井田申請發展煤炭轉化項目。
對於這一對央企和港資的組合,陜西省發改委、國土資源廳等部門頗為支持,相關批文密集下發、上報。
三個月後,西勘院與香港益業簽下關於“波羅井田”合作勘查合同書。隨後,陜西省國土資源廳、陜西省發改委再次發文,同意此合作勘查備案。
19億噸陜北煤礦權益爭奪始末
西勘院與凱奇萊合同糾紛未解,政府又將探礦權“一女二嫁”。但對此批復,陜西省政府在後來的函告中解釋稱,“由於凱奇萊公司沒有落實轉化項目,省政府沒有批復同意上述協調意見”。
2005年12月8日,凱奇萊公司向西勘院發出鄭重函告,懇請西勘院積極、切實、全面履行合同義務,盡快提供詳查設計和預算,明確凱奇萊公司還應支付的款項數額。 據記者拿到的當時西勘院的復函上稱,“近期接省有關部門函件,波羅井田被省上規劃作為香港益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下稱‘香港益業’)一個重點化工項目的配置資源,作為省屬地勘單位我們必須服從。”
攪局者中化益業
據本報記者掌握的材料顯示,在西勘院與香港益業簽訂的合作勘查合同書中,西勘院作為乙方,而香港益業是甲方。雙方合同約定,所取得的勘查成果和由此所產生的探礦權增值全部為香港益業所有。
若合同執行,西勘院將無法獲得項目開發的任何收益,國有資本被排除在合同之外。 中化益業何以有如此能量? 陜西省工商資料顯示,中化益業設立於2006年6月20日,註冊資本2億元,法人代表劉娟。由陜西益業投資有限公司(下稱“陜西益業”)和中國化學工程集團共同出資,分別占註冊資本90%、10%。
陜西益業成立於2006年4月14日,僅早於中化益業2個月。法人代表亦為劉娟,註冊資本1億元。其股東為陜西太興置業有限公司(下稱“陜西太興置業”)和自然人劉峰。其中,劉峰占註冊資本的95%,陜西太興置業有限公司占5%。
工商資料顯示,陜西太興置業成立於2003年6月10日,股東為自然人劉浩和劉亮。知情人士告訴本報記者,劉峰是劉娟侄子,劉浩是劉娟的胞兄,劉浩與劉亮是父子關系。
坊間盛傳,劉娟曾是陜西省政府打字員,後下海經商,現為陜西省政協委員、陜西省海外聯誼會副會長、香港陜西省聯誼會副會長。
2008年2月3日,陜西益業做出投資人(股權)變更,陜西太興置業將5%股份轉讓給自然人劉峰。陜西益業成為自然人劉峰的獨資公司。
2008年7月25日,中國化學工程集團又將10%股份無償轉讓給太興置業,中國化學工程集團從中化益業退出。至此,擁有央企背景的中化益業變身為由劉娟、劉峰、劉浩、劉亮組成的傢族企業。
2007年6月5日,中化益業240萬噸甲醇及配套煤礦項目舉行開工儀式。是日,陜西省及國傢部門官員悉數到場。但當地人士告訴本報記者,自開工儀式舉行之後,這個號稱“采用國際先進的技術氣化合成甲醇”的煤化工項目便一直沒有開工建設,原聲稱於2009年投產的計劃更無從落實。
中化益業的一位人士在本報記者電話采訪中稱:“中化益業正在與延長石油磋商,希有意將甲醇MTO項目部分股權出讓。”該人士特別強調,陜西省高層已對此事特別關照,希望盡快促成合作。
陜西省政府發函最高院
2006年5月,凱奇萊公司將西勘院起訴至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10月19日,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凱奇萊公司與西勘院於2003年8月25日的合作勘查合同有效,雙方繼續履行。凱奇萊公司勝訴。 陜西省高院認為,凱奇萊公司與西勘院“雙方所簽訂的2003年8月25日合作勘查合同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內容不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應認定合同有效”。
西勘院不服,2006年11月上訴到最高人民法院。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讓凱奇萊及其法人代表趙發琦措手不及。
2008年5月4日,陜西省政府向最高人民法院發出一份《關於西勘院與凱奇萊公司探礦權糾紛情況的報告》的政函。該函件“請求最高人民法院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充分考慮和重視陜西來之不易的良好發展大局,作出公正判決”。
根據本報記者掌握的函件內容,陜西省政府請求最高法院推翻陜西省高院一審判決。政函稱,“西勘院與凱奇萊公司的合作勘查合同沒有完成備案,沒有實施,應屬無效合同”。
政函認為“省高院一審判決對引用文件依據的理解不正確”,並稱“執行一審判決將造成國有資產嚴重流失”。“爭議區有煤炭資源15億噸以上,估計涉及國傢應收探礦權價款20億元以上。西勘院是我省事業單位,其持有的探礦權是代表省政府持有,屬國有資產。” 政函稱,如果維持省高院判決,將對已形成的煤礦開發正常秩序造成混亂,並將“對陜西穩定和發展大局帶來較大的消極影響”。
2009年11月4日,最高院做出審判,其認為“原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裁定撤銷陜西省高院的民事判決,發回陜西省高院重新審理。
2011年3月30日,陜西省高院開庭重審此案。在審判答辯中,西勘院稱其與凱奇萊公司2003年8月25日簽訂的合作勘查合同無效。“凱奇萊成立於2003年12月5日,並故意隱瞞這一事實,於2004年2月19日說服西勘院將合同時間倒簽。用於規避陜西21次會議紀要精神,即沒有下遊轉化項目,不得轉讓探礦權。”西勘院委托代理人稱。
這一次,西勘院的訴求得到陜西省高院的支持。 陜西省高院判定,“凱奇萊與西勘院簽訂的落款時間為2003年8月25日的合作勘查合同無效。”
而對於這一重判的依據,凱奇萊代理律師楊金柱認為:“21號會議紀要屬於加密文件,其傳達的范圍要受一定限制。凱奇萊公司根本無法瞭解。這樣的一個紀要,將已經登記在一個普通民事主體之下的探礦權的處置權收歸政府,完全違背瞭基本的法制精神。”
此外,關於勘查合同備案,陜西國土資源廳、陜西發改委各有不同政策要求。前者認為,按照備案要求,應提交探礦權評估報告、省發改委同意立項的批準文件。
律師團的一個重要質疑,還在於陜西省政府向最高法院發函行為本身即存在幹預司法的嫌疑。
不滿陜西省高院的重判,2011年4月29日,凱奇萊公司再次向最高院提出上訴。
凱奇萊出局
在陜西省高院重審合同糾紛期間,凱奇萊公司面臨的境況出乎趙發琦的預料。其根源是凱奇萊公司註冊之初的違規行為。
2006年12月22日,西勘院就曾向陜西工商局舉報,凱奇萊虛報註冊資本和虛假出資。2007年1月25日,榆林市工商局立案。
2010年8月21日,榆林市工商局對凱奇萊公司作出“處以罰款人民幣5萬元,上繳財政”的行政處罰。
隨後,11月9日,陜西省工商局下發《行政處理決定糾正決定書》至榆林市工商局,稱上述處罰決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依據不夠準確”,撤銷處罰決定。
2011年3月16日,榆林市工商局做出榆工商處字(2011)1號行政處罰決定書,對凱奇萊公司作出撤銷公司登記的行政處罰。
隨後,凱奇萊公司提出行政復議。2011年8月19日,在榆林市政府正在對上述行政處罰決定書進行復議時,榆林市公安局以虛報註冊資本罪逮捕趙發琦。
凱奇萊公司代理律師楊金柱認為:“榆林市公安局對趙發琦予以逮捕,剝奪瞭凱奇萊公司通過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進行救濟的法定程序權利,明顯違背瞭我國刑法的謙抑原則,榆林市公安局應當立即無罪釋放趙發琦。” 6月18日,中國法律咨詢中心應松年、馬懷德、薑明安、劉俊海、施天濤以及李曙光等法律專傢就撤銷凱奇萊公司的行政處罰給出論證意見書,認為榆林市工商局無權就同一事實再次做出處罰,沒有新的證據之前,榆林市工商局不應加重處罰。
楊金柱提供的工商資料顯示,凱奇萊利益相關方——中化益業、 陜西益業、中化益業能源公司分別有6000萬元、8000萬元、1.68億元註冊資金未到位。
(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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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辦中介”的藥方:集中出租 打擊惡意炒作

“官辦中介”的藥方:集中出租 打擊惡意炒作


今後人們將有望從政府設立的“官辦中介”手中,承租到租期穩定、租金合理的房屋。日前,北京下發《北京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進一步規范房屋租賃市場穩定房屋租金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其中規定,將鼓勵市有關部門、各區縣成立國有房屋租賃經營機構,集中開展房屋租賃經營。
“官辦中介”收房集中出租
近兩年,北京的房屋租金持續上漲,為社會所關註。昨天下發的《意見》明確要求,規范房屋租賃市場,穩定房屋租金。
《意見》中首次提出,鼓勵市有關部門、各區縣政府成立國有房屋租賃經營機構,接受房屋所有權人或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權利人的委托,集中開展房屋租賃經營,並對受托租賃經營房屋進行日常維護等服務。
這意味著,今後,政府將成立官辦“中介”,接受房主委托,收集房源,然後再出租給租房者。
市住建委相關負責人說,這種方式是首次創新,“官辦中介”提供的服務會更可靠,而且不會有違規的亂象。無論是出租者還是承租者,都可以放心。
在“官辦中介”承租的房子租金是否便宜?這位負責人表示,具體政策還需探索和研究。租金應會按市場來定價。政府設立機構來經營,就不會出現目前惡意炒作租金價格的問題。
農村富餘房屋可集體出租
同時,《意見》還明確,支持集體經濟組織組建或委托房屋租賃經營機構,籌集本集體經濟組織富餘住房集中進行租賃經營管理。統一發佈招租信息,進行房屋管理,代辦合同備案、納稅等有關手續,並優先安排本集體富餘勞動力從事租賃住房管理工作。
據介紹,北京城鄉接合部整治中,一些農民獲得瞭定向安置房,有些傢庭還有富餘住房。村集體可組織富餘的住房集中進行租賃。而且通過安排富餘勞動力從事租賃管理,可解決本村農民的就業問題。
據瞭解,市住建委將會同市法制、工商、公安等部門,加快研究制定北京市房屋租賃經營的具體管理辦法。
亮點 1
鼓勵單位閑置房屋低價出租
《意見》要求,鼓勵和盤活閑置房源進入房屋租賃市場。各區縣政府應組織鄉鎮政府、街道辦,以及居委會、村委會等基層組織,積極引導轄區各類閑置房屋用於出租。各單位對於現有閑置房屋,可在符合相關法律法規要求的前提下,投資改造成低租金青年公寓等方式租賃經營,並鼓勵社會投資機構參與投資和經營。
亮點 2
中心城閑置用地主建租賃房
《意見》提出,加強租賃住房建設。中心城區存量居住建設用地應主要用於建設租賃型住房。在地鐵沿線、學校周邊等房屋租賃需求較集中區域,可酌情鼓勵規劃建設租賃住房。鼓勵產業園區按照用地規劃,利用居住用地集中建設租賃住房,面向園區就業人員出租。
亮點 3
出租人不得擅自增加租金
《意見》要求,推動建立穩定的房屋租賃關系。出租人和承租人應依法簽訂房屋租賃合同。房屋租賃期限內,未經承租人同意,出租人不得擅自縮短租賃期限、增加租金。房屋租賃期限屆滿後,出租人繼續出租的,原承租人在同等條件下有優先承租權。
目前市場上,出現問題的主要是少數中小中介或二房東,將房主的房源承租後提價出租,少數甚至改變房屋結構群租獲得暴利。更有少數在租約到期後,不退或少退租戶押金。新辦法提及籌備國有機構集中租賃房屋,可一定程度上解決租賃市場的一些問題,國有機構的經營更加規范,可避免群租房等現象。而且公開的租賃行為有利於保護房主的穩定收益,避免出現被吃差價等現象。
——北京中原市場研究部總監張大偉
政府成立國有房屋租賃機構也應遵循市場規律行事,與其他私營房地產經紀機構平等競爭。
——偉業我愛我傢集團副總裁胡景暉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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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惑”青春:合肥“少女毀容事件”

“古惑”青春:合肥“少女毀容事件”


室內很冷,因為傷口常常抹藥,周巖卻不能穿很多衣服(圖/吳芳)
抹藥時,李聰動作很慢,但一不小心女兒就會“哎呀哎呀”痛得叫出聲來,這讓她十分難受(圖/吳芳)
周巖原本是個甜美的花季女孩(圖/吳芳)
作為死黨,小東(化名)有一年未見陶汝坤。陶把周巖“燒”瞭這消息“全國都知道瞭”,他們這群朋友還蒙在鼓裡——“周巖讓陶汝坤換瞭手機號,還把我們幾個在QQ上拉黑瞭,我們聯系不到他。”
網絡和媒體的敘述,與他們所瞭解的事實迥異。然而,他們要再見陶汝坤,“起碼得等十年以後瞭。”
3月5日,深三度燒傷的周巖,在經歷瞭為期兩周的網絡求助和媒體高頻曝光後,從南京轉乘高鐵前往北京,開始接受免費治療。截至3月1日,其傢人在網上公佈的各界捐款數已達83萬多元。
這一天,合肥警方將案件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一場青春殘酷物語由此進入理性法律程序,一對愛情幼苗,將被迫去面對各自的冷峻現實:一個要面對一次次血肉模糊的身體和心理修補,一個要身陷冰涼鐵窗十多年。
強光燈下的周傢
過去兩周裡,去往周巖傢探望的人在路口一問:“哪裡是20幢?”便有5米遠的鄰居回頭,指指身邊一座幾十年老樓說:“這裡,505。”持續多日媒體熱炒,讓周圍的人們熟悉瞭她傢的門牌。
五六平米的客廳裡,每一天都架滿瞭攝像機,周巖的父母像祥林嫂般對媒體重復著同樣的話。傢人和律師頻繁進出房間,他們的眼神盡量不去掃視門外的記者。顯然,他們並不喜歡擁堵在屋內的記者,但又不願他們揚長而去。
手機躺在微波爐上無力地震動著,這是前幾日他們公佈在網上的號碼。壓在手機下面的練習本上,凌亂地記著這些天裡打來的電話,“有些是要捐款讓發卡號的,有些是打來慰問的,有些是要聯系采訪的媒體。前幾天有個媽媽打電話來,在電話裡哭得可傷心瞭,最後隻好我們安慰她。”負責接電話的周巖小姨夫說。
父親周峰將洗瞭一遍又一遍的紗佈用燒開的水燙瞭,把紗佈攤在一塊硬板上,等著熱氣散去。然後將女兒換下來的疤痕貼浸到一個粉紅色塑料盆中,在清水中晃幾下,將黏成一堆的疤痕貼小心撕開……
3月1日這天並不是人流量最高的時候,但是連日的人來人往,不得不讓周傢人把房門關起來——有一些安靜的休息空間,周巖才不至於太煩躁。但這導致瞭空氣難以流通,直接後果是她的傷口開始潰爛發炎,急需重新住院。
來瞭很多醫院,大多是整形美容方面的。周傢很清楚,醫院的到來是借機做品牌推廣,但如果能幫女兒,他們也認瞭。江蘇衛視的“夢想成真”節目介紹瞭一傢北京的美容整形醫院,一傢子都接受瞭。方案前後研究瞭3天,周巖有些不耐煩瞭,第二天便哭起來,“她嫌傢裡人多,太煩,想趕緊出去。”而前一天哭鬧則是因為晚飯做得遲瞭。
湖南衛視聯系瞭她喜歡的演員,在拍廣告的間隙致電加油鼓勵。鏡頭前,被包裹得面目全非的周巖聽著電話,電話是被人按在耳邊的,她隻在末尾艱難地吐出“謝謝”兩字。那頭的演員歡呼雀躍地掛瞭電話。
前幾日,正在合肥做活動的“抗震小英雄”林浩來看周巖,“呼拉拉一群人,送瞭500塊錢就走瞭。”頻繁的人來人往,讓周巖傢幾乎成瞭一個小型秀場。
大多數時候,小姨李雲更像是事件的“新聞發言人”。她一次次出現在鏡頭前講述經過。
來的記者多瞭,母親李聰開始半推半就接受采訪,問多和問細都會引來她的不耐煩。嚴重時甚至會爆發:“你們問這麼細幹嘛?!”轉而開始激動:“我真的是恐懼,非常恐懼,然後才是憤怒!”
曾經的殘酷現場
周傢那五十多平米的小屋,也是殘酷青春的現場。
在2003年左右,周巖傢買瞭這套50多平方米的房子。這是城市裡普通不過的一套住宅,父母都是聯合利華工廠的工人,依靠3000元左右一個月的收入維持生活。
惡果,在2011年9月17日傍晚釀下。
當日,目擊者有4位:周巖小姨李雲——按照慣例,李雲在姐姐李聰上夜班、姐夫周峰尚未回傢的傍晚,到周巖傢準備晚飯。“周巖回來,我去開門,她進門換瞭鞋子,我就進廚房繼續做菜。”
還有李雲10歲左右的女兒以及兩名當事人:16歲的周巖和16歲的陶汝坤。陶汝坤的進門過程,在周巖全傢的話語中均語焉不詳。網絡和相關報道中曾出現過“尾隨周巖”和“破門而入”兩種說法。
結果是,李雲聽到周巖一聲尖叫,然後沖進房間,發現外甥女“全身是火,我穿著裙子,怕自己也著火,拖起一床蓋被蒙住周巖,又拿起墊被。周巖被撲倒在地上……這時候的陶汝坤就站在旁邊”。
之後是報警和搶救。
在周傢敘述中,周巖“在安醫大附院重癥病房經7天7夜的搶救治療才脫離生命危險,但傷勢已極為嚴重,其頭面部、頸部、胸部等嚴重燒傷,一隻耳朵也燒掉瞭,燒傷面積超過30%,燒傷深度達二度、三度,整個人完全面目全非”。
母親李聰一遍又一遍地指引媒體看傢門口,“被陶汝坤拽走瞭牛奶箱”後,留下一個被灰塵描摹的箱子輪廓;“樓梯拐角處的牛奶箱被他幾次點火燒著,煙霧彌漫瞭整棟樓,直到有人來滅火。我還不好意思說是他做的,假裝說:是誰不小心扔瞭煙頭吧。”
被拽掉的牛奶箱旁,是明顯的刀痕,“周巖”兩字還有“石”這部分未及刻完。顯然,“早戀”是周傢極其忌諱的一個詞語。倒是陶汝坤的父母這樣表述瞭:“我兒子陶汝坤2010年初和周巖產生早戀,雖我們極力反對,但感情一直較好。案發前一周左右,因周巖另有男友,陶汝坤不能正確妥善對待,在2011年9月17日晚對周巖實施瞭傷害……”
2011年12月20日,經過3個月治療,周巖回到東七裡的傢中。做傢具生意的小姨李雲為瞭不讓事發現場給周巖帶來陰影,花瞭兩萬塊錢換瞭櫥櫃,“一個朋友送瞭整套的傢具,墻壁也重新粉刷瞭”。
沒有變的是鑲嵌在廚房與衛生間之間的一面落地鏡子。“她爸爸背著周巖到傢,在鏡子前放下她,看到鏡子裡的自己,母女倆抱頭痛哭。”周巖拒絕進自己的房間睡覺,“她不願再進入當初事發的現場。”
事已至此,除瞭陶周兩傢持續多日尚未達成一致的賠償談判外,這或許就是一起普通得連合肥本地媒體都沒怎麼關註的社會新聞。
“官二代”的力量
轉折在今年的2月22日,晚10點,小姨李雲首次在天涯和貓撲論壇上發表曝光帖《“官二代”橫行霸道,戀愛不成毀容少女》,指責“安徽審計局高幹”和“合肥市規劃局高幹”的兒子陶汝坤因“求愛不成”燒傷周巖。起初,有網友對此帖言辭激烈,然而並未引起更多人關註。
2月24日早晨,就在帖子要被淹沒的時候,合肥“萬傢熱線”的當值人員偶然看到瞭。在征得周傢同意後,“萬傢熱線”在萬傢論壇上轉載瞭這個帖子,“我們的一個編輯隨手發瞭鏈接和圖片,同步到微博上去瞭。大概發完帖子後半個小時吧。”
微博的反響出乎周巖傢人的預料。
當天晚上,註冊名為“安徽李聰”的ID也發佈瞭帶有事件前後對比圖片和完整事件描述的微博,原帖更名為《請廣大網友救救孩子!官二代求愛不成,將花季少女兇殘毀容,官父母周旋包庇,貧父母狀告無門》,希望能得到更多的輿論關註。
在帖子裡,周傢人稱,“陶汝坤父母身居高官,周旋於相關各個部門機關,阻礙司法公正,並叫囂不管你簽不簽字,我依然會爭取讓他出來。導致案發已經五個多月,我們依然不能做傷情鑒定……”
帖子隨後被大量點擊評論,微博被瘋狂地轉播。滴入大海的一滴水,在“官二代”以及花季少女被毀容的雙重作用下,就此卷起瞭千層浪花。
事實是,陶汝坤的父母隻是合肥市審計局和規劃局的中層幹部。但周傢人對於發帖向互聯網求助的說辭是,“公佈到網上,是我們被逼無奈瞭。”
所有的發帖事宜,均由小姨李雲在操持。年輕、文化素養相對較高,加上平時做生意閑散時間多,李雲對網絡並不陌生。3月1日,周巖傢為瞭查看網絡反響並作出回應,正式裝瞭寬帶。當李聰將1270元網費遞到電信工作人員手中時,她對網絡的威力已經深有體會。
但是,前5個月裡發生瞭什麼呢?
周傢人的說法是,“前兩個月裡,他(陶汝坤)母親隔三差五來看周巖,時常帶一些東西來,醫療費也從不拖欠。”兩個月後,陶汝坤母親帶來瞭一份取保候審申請的情況說明書,希望周巖傢人簽名。
“我看瞭第一段就看不下去瞭,說是他打的120等等,這些都與事實不符,我怎麼能簽?”母親李聰說,此後,陶傢有兩次拖欠醫療費,第二次當她打電話給陶汝坤母親時,得到的回答是:“你確定是拖欠瞭才停藥的?”
嫌隙就此產生。“沒過多久,醫生就突然告訴我們,周巖的治療已經結束瞭,可以出院瞭。”周傢覺得,周巖是被陶傢趕出院的。後來,多次聯系陶傢,均未果,更增加瞭這種怨恨。
“到網上發帖前我們相互商量過,也問過周巖。”李雲稱,對於為何誇大瞭陶傢的職務身份,上升到“高官”和“官二代”的地步,周傢說,他們的目的是引人關註。
“古惑”青春
與周傢的大張旗鼓相反,陶汝坤父母乃至律師除瞭早期作瞭簡短回應外,後期均保持沉默——2月25日,微博上“合肥陶文(陶汝坤父親)”的認證ID公開向周巖傢致歉。同一日,在合肥論壇發出的道歉帖中提及兩人於2010年開始早戀,並談及賠償問題。
“雙方父母就賠償問題也一直在商談。周巖父母要求的賠償款雖從2011年10月底的1000萬元後降至12月份的600萬元,到2月12日要求的賠償款280萬元外加一套住房。由於我們也是工薪階層,在住院期間已借款,實在無力承擔巨額賠款,希望繼續磋商,但遭到拒絕,繼而周傢在網絡發表文章。”
帖子稱,“一直以來我們懷著贖罪和傷痛的心情竭盡全力救助周巖。到12月20日,商定出院時,我共支付住院期間醫藥費33.86萬元,不欠醫院任何費用。出院時,我們還請醫院開瞭夠6個月用的美皮護和疤痕貼,價值6萬元。2012年元月31日支付周巖復診醫藥費0.17萬元”,後面還附瞭幾張發票的照片。
對於陶傢的說法,周傢徹底否認,對倆孩子是否戀愛,則時而認定“糾纏”,時而承認“交往”。同時,網上爭議的發酵,開始將陶汝坤和周巖先前的朋友卷瞭進來。
這群和陶周兩人年齡相當的孩子,被分為“周巖派”和“陶汝坤派”。他們自稱是陶汝坤與周巖戀愛近三年的見證人,但隻要在網上發言,他們便被扣上“五毛”頭銜。事發後,他們中的幾位已被警方錄口供。
小鑫(化名)與陶汝坤是同一年級同學,小鑫在大班,而陶在小班。由於小班的人數是大班的一半,意味著小班人均花費老師精力多一倍,因此小班的學費高出大班近一半,達3.3萬元一學年。
小鑫和陶汝坤是在每天的逃課中認識的,“物以類聚,我們都是差生。”女孩大大(化名)也是這個團體的一員,她最近一次見到陶汝坤和周巖是事發前的暑假。“他們兩應該是剛剛吵完架和好,一起到我傢接我出去玩。”大大和周巖相比,更招陶汝坤母親喜歡。“她(陶母)不喜歡周巖,覺得陶汝坤應該找一個門當戶對的女孩,但是陶汝坤實在是太喜歡周巖瞭,她也就認瞭。”
在大大見到陶周倆人的這個暑假,2011年7月26日,兩人的QQ空間出現瞭分別以對方名字第一個字母縮寫的情侶檔簽名。這群孩子還證實,陶汝坤與周巖的交往,“是雙方父母認可的”。“陶汝坤經常被周巖媽媽喊去吃飯,周巖媽媽還時常打發周巖去陶汝坤傢住。”
他們活動的“大本營”是以前陶汝坤傢租住的可苑新村。這裡也是陶汝坤小時跟隨爺爺奶奶長大的地方。陶汝坤的夢想是拍“古惑仔8”,由他去扮演陳浩南。
有古惑仔情結的陶汝坤,時常帶著周巖在合肥市區“浪跡天涯”。小東和小金(化名)這群死黨就是他們倆的“專業陪跑團”。“一年浪兩次,一次浪半年”是他們專門用來形容這對情侶“浪跡天涯”的。
所謂的浪跡天涯,就是兩人一同白天逛街,晚上住在酒店。廬陽中學旁的四龍聚賓館是他們常去的酒店,“他們一般住180元的套房,陶汝坤會把我們喊過去,我們住外間,他們住裡間。”
住宿和逛街的費用,有時來自陶汝坤悄悄把傢中的煙酒偷出門變賣,有時是到爺爺奶奶傢索取,有時則隻是向父親陶文撒個嬌得來。
或許是因為好奇,或許有時零用錢緊缺,陶汝坤也曾和小金、奶瓶(化名)三人嘗試“打劫”。“用周巖送給陶汝坤的多功能打火機,打火機的另一頭是一把刀。”他們認為,陶汝坤要“打劫”的念頭是周巖教唆的。
在他們的敘述中,這樣的“打劫”聽起來更像一出孩子的鬧劇:奶瓶假扮網吧工作人員,將網吧裡上網的人喊出門,陶汝坤和小金湊過去問:“有沒有錢?”對方稱:“沒錢。”問第二遍時,陶汝坤飛腳踢向對方身體。小金喊陶不要打,奶瓶也喊,傻愣的陶回頭問小金:“奶瓶在講什麼?”對方乘機報警,三人撒腿而逃。
打劫的經歷無獨有偶,以至於三人都聽說自己被警方“通緝”瞭。陶文知道陶汝坤和他的朋友們喜歡周傑倫,在周傑倫開演唱會時給他們要來瞭門票,但三人為躲避“通緝”都不敢入場。
演唱會當晚,小金在母親的苦心勸說下到亳州路派出所“自首”,陶汝坤和奶瓶則站在位於天鵝湖畔小區的陶傢頂樓,眺望對面的演唱會。在演唱會動情處,陶汝坤突然感慨:“周巖不要我瞭,我不如跳樓死瞭算瞭。”“我死拉硬拽,他才打消瞭這個念頭。”奶瓶說。
亳州路派出所的康警官可能是這群孩子的“麥田守望者”,他定期找這幾個孩子聊天,但不受歡迎。小東用硬幣刮花女友父親的車後,與警方頻繁“接觸”,陶汝坤的態度是:寧搶決不偷。
2011年初,小東陪著陶汝坤在周巖傢門口等周巖,“此時周巖已經開始避開陶汝坤,”從晚上9點等到12點,“實在是太冷瞭,我們就點著瞭他們樓道裡的盒子取暖。這大概就是周巖媽媽說的縱火吧。”
除瞭烤火之外,有一次大大陪陶汝坤等周巖,為他想瞭個辦法,買瞭一副紙牌,在她傢門口擺瞭一個“心”型。
哄周巖開心的辦法,陶汝坤並沒有少用,在安徽廣播職業技術學院期間,陶汝坤在學校的喇叭喊:“周巖,我愛你!”
“有時陶汝坤在她傢墻上刻字,是為瞭告訴周巖他來過瞭。我也經常在女朋友傢門口寫字:豬,我來過瞭。”小東試圖解釋陶汝坤的行為。
初中畢業後,陶汝坤被父母安排到合肥168中學,“因為受不瞭學習壓力,那個學校的學生學習太好瞭,在那裡不到一個星期就離開瞭,此後休學過一段時間,後來就去瞭安徽廣播職業技術學院的城建學院。”
初中畢業那年,小金得知陶汝坤有狂躁癥,“陶文帶他去看病,醫生說要留院觀察,結果他們開瞭些鎮定藥,並沒有住院。”
死黨們猜,是他的狂躁癥使得他變得如此可愛,“他經常滿臉痛苦狀,說自己犯病瞭,過一會就好瞭。”同時他會走到路上多看他幾眼的人跟前,封喉恐嚇:“看什麼看!”
大概是迷戀古惑仔的匪氣,陶汝坤“時常摟著周巖逛街,走到水果攤前,撿起一個水果說:甜不甜,嘗一下。然後咬一口,扔下說:不甜。甩手走人。”
毀容事件發生後,周巖母親李聰到學校櫃子裡收拾課本,發現瞭夾在其中的一張紙條,經周巖確認,是陶汝坤寫給她的:
其實呢,我在很小的時候,就喜歡長得像娃娃一樣的女生。但是十幾年來,從沒碰到過。但是自從看到你呢,我便深深的被你迷住瞭。為瞭你,我不擇手段;為瞭你,我用盡渾身解數;為瞭你,我帶著一批兄弟滿合肥的找熊。我曾無數次希望和你一起逛街,一起養小狗,一起手牽手走在回傢的路上。我從不理他人的說法,因為我的眼中隻有你一個。我相信你可以走進我的生活,慢慢的去瞭解我挖掘我,即使有比我更好的男生搶走瞭你,我也無能為你(力)。拳頭能打倒肉體,可以擊敗心嗎?答案是駐(註)定的,因為我真的對你說:我愛你!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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